从炎黄到夏朝，到底是不是传说？
题记：钟鼓之音，怒击则武，忧击则悲，喜击则乐，其志变者，声亦随之。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唯一的文明不曾中断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唯一拥有传承有序的史官制度、官修史书的国家。
从几千年传承不断的中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历朝历代的古圣先贤、文人雅士，从来不曾怀疑过尧、舜、禹的存在，无不坚信父母之邦为“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 ”，并为了捍卫她、发展她而不懈奋斗，以“留取丹心照汗青”。
近百年来，有些人不知掌握了什么铁板钉钉的证据，不仅否定了炎黄尧舜禹的存在，而且宣称：夏朝是个传说。
夏朝是一个传说吗？
如果我们以出土的文字资料、遗址和出土的器物、传世文献三者相互印证，作为证明一段“信史”的标准，怀疑夏朝是否存在，那么，以此标准考察一下当今流传的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的话，不知这三国的历史，会“缩水”、“空白”多少年！英、法、德三国近千年的一个个“大王”的墓葬及相关出土文物在哪里？
一、中华文献：从黄帝到夏、商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离骚》
屈原说：帝高阳是我的始祖，我的父亲是伯庸，我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父亲给我取名为正则，字为灵均。
帝高阳是谁？查阅《史记•五帝本纪》可知：帝高阳，即帝颛顼，他是黄帝之孙；黄帝逝世后，他即位为帝。黄帝与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玄嚣，即青阳；另一个叫昌意。高阳就是昌意的儿子。
这就是说，屈原自称黄帝之后。
屈原是楚王宗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楚世家》详述了楚国王室世系：“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显然，屈原不是吹牛。
上过中学的人，都学习过《邹忌讽齐王纳谏》，对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当不陌生。齐威王（约前378年－前320年）也坚称自己为黄帝之后。他留给后世一个青铜器“陈侯因齐敦”，其腹内铸有铭文：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武桓公，龚哉大谟，克成其烈，因齐扬皇考邵统，高祖黄啻（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贡献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万世子子孙孙，永为典尚。”
大意为：六月癸未这天，我铸此器向父亲报告：我将继承先祖黄帝之德，弘扬父亲您的功业，并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大会诸侯，以光宗耀祖。我将以此敦年年祭祖，愿祖先庇佑齐国万万年。
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记•陈杞世家》，春秋初，陈国君主厉公之子陈完逃难到齐国，世代为齐国高级官员，后来篡夺了齐国君之位。齐威王是陈国开国之君胡公满的二十三代孙。陈胡公是舜的后裔，而舜是帝颛顼的第七代孙。
也就是说，齐威王和屈原同是帝颛顼高阳之后。
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是春秋战国时期编造出来的人物？
祭祖，是古人的头等大事。 谁能编造出一个人物，能让齐国、楚国的王族共同认做祖宗？须知，各诸侯国不仅拥有自己的史官，而且都有专门负责王族事务“宗正寺”，高度重视血缘、谱系的王族，会随意认祖宗么？
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历史学家，没有把握的事情，绝不落笔。 在《史记•三代世表》中，司马迁说：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於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於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意思是说：商朝及以前的诸侯，没法详列世系；周朝以来诸侯们世系比较清楚，所以，孔子作《春秋》，所涉各诸侯国都详列时间，而《尚书》却没有，估计是孔子慎重吧。我读过关于黄帝以降历史的“谍记”，其中记载了每个帝王在位的时间。但是，我发现“谍记”中帝王之“五德”，与其它资料所载各不相同。我根据《五帝系谍》、《尚书》等，做了一个自黄帝到共和时止的《世表》。
屈原、齐威王、司马迁所说，可靠吗？
汉朝紧承春秋战国。由于天下太平，且不断以国家力量征集以前流散于民间的古代文献，所以，汉朝人手头的历史文献很多，学者们据此整理、编撰了不少史书。
汉朝学者认为，《史记》是对历史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故谓之实录。”
《世本》，大约是战国初完成的一部史书，幸运地传到了汉朝。《汉书•艺文志》说：“《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遗憾的是，这部书在宋朝末年散佚，后世学者费尽千辛万苦，搜集古人引自《世本》的只言片语，形成辑本出版。
司马迁逝世360余年后，晋朝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因为一次盗墓行动，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史书出土了。据《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作为魏国国王的随葬品，显然是魏国官方所修的史书。该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到周隐王十六年（472 年）的史事。遗憾的是，该书于宋朝散佚（今有辑本）。
学者们以之与《史记》对照，可以说高度一致，仅少数事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
《史记》、《世本》、《竹书纪年》三者高度吻合，那么，它们所载内容是否可靠呢？
在“疑古”成癖者看来，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汉朝人不会伪造《世本》么？晋朝人不会伪造《竹书纪年》么？即便《世本》、《竹书纪年》真是战国传下来的，难道战国人不会伪造以前的历史么？即便《世本》、《竹书纪年》是原文照抄古代史书，难道古代史书就不是胡诌的么？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战国人离商朝灭亡也有几百年。据《史记•殷本纪》，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他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生活于尧、舜、禹时代，因为“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司马迁从契写起，直至商朝灭亡，详列了殷商世系，时间长达千余年。
在《史记•殷本纪》中，商朝建立前的殷商世系，大致伴随整个夏朝，经历了十四代，世系为：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最后这位成汤，就是起兵造反，消灭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汤。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殷墟甲骨文献先后被解读出来，证明了司马迁对殷商世系记录的高度准确性；证明了《史记》不仅对商代记录准确，而且对属于夏朝的诸侯国的商君世袭传承记录也是可靠的。
中华历史悠久，是拥有严谨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史书的价值。中国有一个优良传统，为了督促自己谨言慎行，并教育后人以史为鉴，不仅皇上身边始终跟着史官，定期形成“实录”保存到档案馆，而且，一个朝代建立，便着手为前朝修史，忠实地记录了前朝历史。
更为宝贵的是，中国还建立起了地方修史制度，郡有郡志，县有县志；民间还有数不清的家族谱志。
夏、商、周三朝朝廷均设有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览》：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 ，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居三年，晋果亡。”
夏朝即将灭亡时，夏史官将有关史书带到了商；商灭亡前，史官将史书带到了周。晋国灭亡前，晋史被带到了周天子那里。史官受到欢迎，可见其地位之高。
“司马氏世典周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叙述自五帝以来的司马氏世系时说。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前告诉他，司马氏祖上在虞夏时代便任史官；到了周朝，则世代担任周王室太史；父亲对司马迁最大的期望，便是完成《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匆忙逃离的王子朝，到底带走了多少、什么样的典籍，是否包括《逸周书》之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先人重视史料可见一斑。
《世本》、《竹书纪年》中如此准确的殷商世系，无疑来自于朝廷的史官，也证明《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言不虚。
中国古代教育十分发达，因此，精通历史的人士无以计数。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朝建立前帝王的世袭传承，这是当时的历史常识，学者、政客们在谈天说地中，一不小心就随口说出来了。《荀子•成相》说：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国语•周语下》说：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同样的，黄帝的事迹，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全社会的常识。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中，我们可以轻松发现一个生动的黄帝履历。《国语》说：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与炎帝；《管子》说：神农氏没落，黄帝兴起；《左传》说：黄帝力量日益壮大，在阪泉战胜了炎帝；《庄子》说：黄帝在涿鹿擒杀蚩尤；《左传》说：黄帝设官治理天下，以各色彩云制定官名；《管子》说：黄帝制定礼法，教百姓务农畜牧、生火做饭，百姓安居乐业，故无为而天下治；《庄子》说：黄帝周游天下，到过大隗具茨山，上过崆峒山，登过昆仑山，在洞庭湖之滨弹过琴；《国语》和《礼记》说：舜和禹每隔五年隆重禘祭黄帝……
诸子百家会共同编造出黄帝的故事，然后以一个假故事作为论据，相互展开论战？只有那些“疑古”小人，以难以想象的龌龊心理，才能想得出来这样的“层累说”。
尊崇祖宗，饮水思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春秋时期，黄帝已经成为世人高度崇拜的神人，民间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孔子的弟子宰我不解，于是，在《孔子家语 •五帝德》中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
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时是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孔子在描述了黄帝的功绩之后，解释说：黄帝制定礼仪教化百姓，教百姓播种五谷、蓄养家畜，因此他在位时，百姓得以寿终正寝（百年）；他死后，百姓终身（百年）供奉他的神主；后人终身（百年）推行他的教化，所以说黄帝在位三百年。”
据《史记•封禅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
“上（汉武帝）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
汉武帝在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区)后祭奠黄帝陵。
自汉武帝在陵前筑台祭奠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期间，常派祭陵钦差前往祭扫。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多次派员祭奠。
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祭文，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为代表到黄帝陵举行隆重的祭扫典礼。
台湾台北县的淡水镇，每年四月五日为黄帝圣诞，举行大祭，并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数。
但是，最早祭祀黄帝的君主，并非汉武帝，而是舜和禹。《礼记•祭法》：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段话包含丰富而复杂的古代祭礼。简单说，舜（有虞氏）和禹（夏后氏）在祭祀黄帝时，都是使用最高礼仪；而商朝和周朝，则是世代用最高礼仪祭奠帝喾，而帝喾是黄帝的曾孙。
二、周王室与夏朝
《诗经•大雅•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人亦有言，颠沛之揭；
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首诗，教给我们一个成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直译便是：商朝若不好好干，将会和夏朝一样覆亡。
这首诗，无论是为了提醒谁以史为鉴，可以肯定的是，出自与周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上层社会。
周王室里，远远不止有人拿夏朝写诗，而且存有关于夏朝的史书。
历史的真实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周天子的档案馆里，仍然保存有夏朝、商朝的众多文献。如《国语•周语上》：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後。且吕、郤将不免。”王曰：“何故？”对曰：“《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後，何戴？後非众，无与守邦。’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盘庚》曰：‘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如是则长众使民，不可不慎也。”
这些史书，并不仅存于周王室。如前所述，魏国王室的史书《竹书纪年》也记载了大量的夏朝历史。如：
禹立四十五年。
又战国时的史书《世本》：
禹作宫室。
孔子也阅读了夏朝的史书，《左传•哀公六年》：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周王室对夏朝历史坚信不疑，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非常认真地将王室家族历史，与夏朝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国语•周语上》：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第二，周朝取代商朝之后，立即划出专门的版图（土地和人口），分封夏朝王室之后，于是，有了著名的“杞人忧天”的杞国。《史记•陈杞世家》：
“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又，《史记•周本纪》：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
显然，周王室不仅认同夏朝的存在，而且对炎黄尧舜均坚信不疑，并加封了他们的后人。
由于保存的史料丰富，周王室对夏王室的血脉非常清楚，《国语•周语下》：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周王室对尧舜禹汤的尊崇，绝不是做做样子，而且特许其后人祭祀时“与天子同是礼”。《孔子家语•礼运》：
孔子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与天子同是礼也。”
杞国乃夏王室之后，当时的知识阶层都很清楚。有关夏朝的礼法、历史和“夏小正”等诸多夏朝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第三，高度认同并十分尊崇禹铸九鼎。由此，有了“问鼎中原”的成语。《左传•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又，《史记•封禅书》：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又，《史记•周本纪》：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又，《史记•楚世家》：
（楚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显然，如果夏朝是个传说，那么，夏朝就是周王室创造的，而且，最晚在周武王消灭商朝那一刻，就很认真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创造，持续了长达八、九百年时间。
三、先秦诸子百家与大禹治水
屈原《天问》：
……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我们知道，《尚书》中有“禹贡”一篇，《史记》、《汉书》皆引全文。其中，就包含着一个传颂千载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稍稍查阅先秦诸子的著作，便知，这个故事，在先秦，也是常识。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在大论战中，均提到了“大禹治水”。
《管子•形势解》：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
《庄子•天下篇》：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墨子•兼爱上》：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
《孟子》：
《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尸子》：
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禹於是疏河决江，十年不闚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符子》：
禹让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吕氏春秋•慎大览》：
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先秦诸子关于大禹治水的描述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是先秦诸子公认的历史事实。正因为如此，墨子高度崇拜大禹治水的伟大成就，而庄子却以此作为讥讽墨家的素材。
周王室也高度认同“大禹治水”这一事实。太子晋在给周灵王进谏时，也引用了这一故事。《国语•周语》：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
先秦诸子和周王室，共同伪造了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先秦诸子共同装模作样地“百家争鸣”几百年，就是为了“层累”出一个假故事来？
四、先秦诸子百家与夏朝
据《尚书》、《史记》，大禹以其卓越的贡献和高尚的德才，即位为天子。
屈原也记载了大禹因功勋卓著即位为天子，而大禹之子继承天子之位的过程，《天问》：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鼌饱？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是这么描述大禹和启的。
《隋巢子》曰：
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辅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宝，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归之。
《尸子》曰：
禹，长颈鸟喙，面貌亦恶，天下从而贤之，好学也。
《鬻子》曰：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鼓钟铎磬，而置鞀於簨虡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鼓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食。於是四海之士皆至。《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墨子》：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
禹葬，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绷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馀壤为垄，若参耕之亩。
《国语•鲁语下》：
吴伐俎而宴，客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韩非子•五蠹》：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木畚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
《吕氏春秋》：
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制，乃娶涂山女。
《大戴礼》：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到底还有多少夏朝文献传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夏朝的各方面的信息。在儒家的经典中，散布着诸如夏朝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记载，如夏朝历法《大戴礼记•夏小正》。甚至后世还有大禹时期全国人口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的记载。
《论语》：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唐孔颖达说：“《礼记》总陈虞、夏、商、周，则是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则夏、商亦有五礼。”《礼记•王制》：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
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殷人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礼记•檀弓上》：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
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牡用玄。
难道是儒家与诸子百家合谋，假装“论战”， 编造一个虚假的朝代，通过数百年时间，共同伪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文化的夏朝？
五、二千多年来的史家与夏朝
稍稍了解一下司马迁是如何写《史记》的，读一读那浩如烟海的注疏，那一个个索引，一部部地理志、水经注、钱币志……令人望洋兴叹！
二千多年来，研究、注疏诸子百家、《史记》、《汉书》的文人墨客，不知有几千几万人，为何没能发现夏朝是一个传说？
二千多年来，失传的古文献，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卷。可以肯定，古代的文人墨客读过的史料，一定比近百年来的疑古文人多。为什么古代文人墨客没能发现“层累”夏朝的痕迹？
二千多年来，被风霜湮没的古遗址，不知几千几万处，可以肯定，古代的文人墨客之寻幽访古，一定比近百年来的疑古文人多。为什么古代文人墨客没能发现“伪造”夏朝的痕迹？
如今，有人说： “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
因此，他们认为：夏朝是一个“传说”。
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那么，今天的人们，比司马迁晚二千年以上，今人怀疑司马迁《史记》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些年来，“科学考古”成了否定夏朝存在的最大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中华典籍，浩若烟海；中华疆土，千万平方公里。中华典籍，记载了无以计数的国家和国君、无以计数的城邑和地名、无以计数的风俗和器物......仅仅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人物，便难以计数；而在府志、县志、族谱、道藏、佛藏等等等等古文献中立传的人物，更是无以计数。如果“考古学家”们没有找到他们的墓地并发现有文字“出土文物”，这些人物便不存在？只有没文化的国家和人物，才会有这样的认识！
抛开过去的事情，单说今天。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变化太快，我们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古城”“古村落”的消失，人们已经难觅百年前的村庄、集镇、县城、府城的旧迹。以某些“考古学家”的逻辑，难道百年前的县城、府城和相应的城墙、县衙、府衙、民居、民俗、服饰等等，统统可以称之为“传说”？
以考古学家的逻辑，一百多年前的辫子，如果没有在全国的每个县挖出十个有辫子的尸骨，也该称为“传说”！
以“考古”解读历史的思维和行为，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以管窥天。
打着“科学”的幌子，以刻舟求剑的逻辑，来解读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文化，是否太yu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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